大会战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最大的莫过于缺少丰岭!食。1960年会战头几个月，职工吃的粮食基本上能按工种定量供应，副食品从省内和南方调进。应该说虽然劳动紧张，体力消耗大，伙食倒还过得去。
到了1960年9, 10月份，在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被称为我国北方粮仓的黑龙江省的粮食储备已超越了“危险线”，再也没办法坚持原来的粮食定量标准，不得不按国家规定，把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减下来。定量减的幅度很大，从几斤到十几斤。机关干部减到20几斤，二线。几斤，钻井队等一线斤左右。副食品明显减少，肉食基本上没有供应。人们在冰天雪地里千活，体力消耗比夏秋更多，体质开始显下降。许多职工用微薄的工资买高价饼干、糖果吃，有的饿急了.跑到冰土地里检冻白菜帮子、甜菜叶子来糊口。有的职工还变卖手表、衣服等物品，到自由市场去换点土豆、甜菜充饥。有人对我说，这样助长了资本主义，要批评。我说，不能批。人家为了搞石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这是有觉悟的表现，还要挨批!?我在1962年一次电线年起，职工粮食定量陆续减低，大多数职工一直处在吃不饱的状态。职工为完成国家计划，不惜自己的一切，甚至变卖自己的东西，到市场上买粮食来吃饱自己的肚子。
据我这次到松辽调查，从去年到现在，有42%的人卖过东西，有的3床被子卖了1床，甚至卖了2床。”职工的随身物品是有限的，换一两次就再没什么可以拿去换的了。许多职工实在饿得不行，就喝点盐水、酱油汤，坚持上班参加重体力劳动，顽强地和风雪严寒搏斗。
1960年底、1961年初，到了更加艰难的境地。艰苦会战的疲惫之师，长期吃不饱肚子，体力不断地下降，到了难以坚持的地步。很多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当时，党组正在北京开会，张文彬在大庆主持工作。有一天，他通过萨尔图—北京专线，向我汇报生产情况和队伍情况时说，职工队伍中出现了浮肿病，蔓延很快。我要求他一天报一个数。得浮肿病的职工，开始是几百人，很快上升到1000人，以后是2000-3000人，最多达到4600多人。治疗浮肿病，制止浮肿病的蔓延，成了关系职工健康、关系会战大局的最尖锐、最紧急的问题。
我们及时分析了这个情况，研究了要采取的对策。决定康世思迅速赶回大庆，做出详细的调查研究，同前线领导商讨对策。他一下车.首先来到一线钻井、油建工人住地.了解情况。有个转业不久的青年工人，看样子身材魁梧、壮实，却躺在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可就是起不来，说话也有气无力。康世恩走上前去，按按他的脸部和腿部，一按一个坑，好久起不来。1961年1月10日，他在萨尔图—北京电话会上，向我作了汇报。我指出，要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坚持会战，天塌下来也要顶住。针对当时情况.我提出了3条措施。一是各级主要领导要抓生活;二是抽出10%的职工搞生活;三是轮流把20%的队伍拉下来休整。康世恩主持召开会战领导小组会议，作出了7条规定:〔1)第一把手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生活，第二把手专管生活;(2)食堂设立政治指导员，就餐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要建立伙委会;(3)指挥部派车出去搞生活物资;(a)得浮肿病的职工一律停止工作，为他们办专门营养伙食，每人每天2-3两肉;(5)大搞代食品;(6)粮食按定量吃够;(7)组织打猎队、捕鱼队。这些规定得到了迅速认真的落实，在很短时间内，搞到一批肉、鱼等食品，用于改善浮肿病人的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了萨尔图，在一线单位作了调查，听取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了解了不少情况。我同会战领导小组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会战一定要坚持。困难一定要克服。为了加强生活方面的组织领导，除了松辽局原来主管生活的副局长只金耀外，还指定张文彬用主要精力抓生活，吴星峰也用一部分精力抓生活。同时，还严格规定，不管这里的冬天何等寒冷，寒流如何厉害，会战队伍必须坚守阵地。一个人也不准撤走，生产一刻也不能停顿，输油管一寸也不能冻坏，人一个也不准饿坏冻伤，设备一台也不准趴窝。
当职工粮食定量不足、营养缺乏。出现浮肿病的时候，我们及时地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和的深切关怀和有力支援。省委领导看见我们的钻井、油建工人都在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进行工作，而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实在太少，感到这是关系到会战成败的大间题。虽然黑龙江省不少地区因农民缺粮，向省里频频告急，但省委决定，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支援石油会战大军，指示粮食部门在定量之外，每月再给大庆调拨7.5万公斤粮食。我们把其中一部分分配给一线单位，弥补定量的不足，另一部分留作机动，调剂急需。由于会战职工体力消耗过大.粮食仍然不够吃。我们考虑到省里一些缺粮地区也有大批患浮肿病人，就未再向省里反映。
1961年10月28日，欧阳钦和省委副书记李剑白到大庆视察，了解到职工生活上的一些具体困难。李剑白说:“每人每月补助3斤黄豆，粮食先照发，但请石油部向中央要一下指标，办个手续。”同时，他还表示，原则上同意给2500多人的家属落户口，解决口粮问题，但要推迟一段时间办手续，不然一下子落户一大批，家属会大量来，也不好办。省委在千难万难当中，再次决定给会战职工每人每月增加3斤大豆。我们听了，非常感动。这真是“雪中送炭”啊!从转业参加会战的军区工程兵原政委季铁中，亲自回求援，工程兵领导听说会战职工吃粮困难后，立即支援10万斤黄豆。当黄豆运到时，会战职工欢呼跳跃。会战指挥部决定，发给每个浮肿病人半茶缸黄豆，其他分的更少。虽然东西不多，但情谊很深.大家高兴极了。们把黄豆煮了，晚上饿急了的时候，一粒一粒地数着吃。
几万名会战队伍过的大都是集体生活，在食堂就餐.食堂就成为抓好生活的第一线。我和们经过调查发现，能利用有限的物资，让职工吃好、账目清楚、没有贪污、群众比较满意的食堂，约占食堂总数的31%;基本上过得去，群众意见不大的约占60%;向题较多.账目不清、粮食超支又吃不好、吃不够定量.群众意见很多的约占9%。办好食堂成了搞好职工生活的关键。为了把食堂办好，我提出“干部进食堂，书记下伙房”。会战指挥部召开了生活会议，具体规定:每个基层大队和中队，一定要保证有一名干部在食堂同炊事员同做、同吃、同算、同议，不准有一个食堂出现空当;抽调部分优秀干部和红旗手(劳动模范)以及关心群众、办事公正的人，担任食堂管理员和炊事员，加强食堂的力量，改变食堂的服务态度，减少就餐排队的时间;食堂一定要达到一清〔账目清楚，并能公之于众)、二无(无贪污、无浪费)、三好(饭菜花样调剂好，服务态度好，清洁卫生好)以及三热一暖(饭热、菜热、汤热，餐厅暖和，不准吃不上热饭、热菜.不准喝不上热汤、热开水，不准住凉屋子。
1961年4月至5月份，我在大庆期间，除了主持党组扩大会，研究大庆油田开发和石油工业发展规划外。主要精力放在抓生活我经常去基层单位了解职工生活，包括食堂工作及代食品采集、加工和粗粮细做的情况。油建公司有个食堂用玉米面、高粱面加代食品制作烤饼，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亲自观看了烤制过程，亲口尝了烤好的饼子，味道还真不错。我同主管职工生活的领导商量以后，在油建食堂召开现场会，介绍、推广了油建和其他单位食堂制作烤饼、代用食品和节约粮食、调剂生活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级干部要花大力量抓生活，在抓开荒种地、增加主副食品的同时，还要认真抓好粗粮细做、节约代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困难，坚持和发展大会战。1961年5月10日，我在大庆干部大会上说:“大家的工作很辛苦，生活上一定要尽量搞好。要让大家吃热饭，喝开水，在标准定量的基础上讲究营养。一定要很好地加强伙食团的工作。食堂要民主管理，依靠大家把食堂办好。另外，要注意劳逸结合，坚持睡够8小时，一点也不能少。工作上要科学组织，要有休息时间和文化娱乐。在休息时间里不能强迫命令，愿玩什么就玩什么，各取所好。如果我们把伙食和文娱活动搞好，就可以有好身体。”
各级党组织的书记进食堂，使食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们感到食堂温暖了，不憋气了，心里顺了。许多职工更加关心集体，关心会战。1202钻井队有个4级架工卢兴山，7年来第一次回家探亲，父母妻子儿女倚门而望。可卢兴山回去没有先到家，而是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为队上买了一副石磨。他知道队里有人浮肿，上级给了点黄豆，钻井队只能煮着吃，炒着吃，变不出几个花样。想吃顿豆腐，要到很远的农村借石磨，折腾起来很费劲。有了黄豆不能改善生活，使卢兴山很着急。他就利用探亲之机。千里运回一副石磨来。
这件事很感人。我在一次会上说:“大庆1202队有个职工回家探亲.背回来一副石磨，给大家做豆腐。这件事要好好表扬，要提高到政治上来认识。要看到这是他关心集休、关心会战的表现。”当时，出现了不少像“千里运石磨，一心为会战，，的好人好事。
由于采取了紧急有效措施，再加上省里和部队的支援，一两个月内，浮肿病发病率和病情就得到了控制，并逐月下降。到了1961年4月。新的战斗打响时，大多数浮肿病人已经康复，能够上班工作了。没有痊愈的只剩下56人。整个冬春，没有饿死一个人。但是，整个会战队伍的健康情况很差，职工的生活仍十分困难.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
1961年是大会战生活上最困难的一年，也是经过苦干后开始有了转机的一年。这年夏季.粮食青黄不接，是供应最困难的时期。5月底，黑龙江省粮食库存降到最低点，只能维持到6月底。省委正式作了决定，发出号召，准备度荒。康世恩在大庆同会战领导小组.具体研究了大抓生活、准备度荒的一系列措施。6月2日、6日，我们召开了两次北京—萨尔图电话会议。我和李人俊、周文龙等听取了大庆的汇报。康世恩在汇报中提出:当前困难条件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差一个月的粮食。克服困难的主要措施是: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大力开荒种地;大挖野菜，大搞主副食品加工;节约代用，吃饱肚子。他说:“眼下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当命令执行;同时，捕鱼、采松子，实行‘两稀一干’，节约度荒。”张文彬这时已摆脱生产和其他工作，集中全为抓生活。他汇报了挖野菜、吃野菜的情况。
他说:各单位在草原上挖的野菜，主要是曲曲菜、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据10个单位调查，一亩地平均挖74斤，最高的可达500斤，每人每小时可挖8斤。吃的方法是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平均每人每天1.1斤，这样每人每天能节约2两粮食。他说:已组织两次群众性挖野菜活动。几万人下地，共挖了20多万斤。我听了，心里沉甸甸的。我为广大职工顽强克服困难、坚持会战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为他们生活这样艰苦、体力不断下降而担心。李人俊再三叮嘱:吃野菜的数量要控制一下，不要吃多了。有的地方野菜吃多了，出现了黑紫病”我讲了3点:一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职工生活，搞好干群关系;二要广开门路，千方百计解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三要劳逸结合，轮班休息，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保护职工的体力。最后，我提出，吃的野菜，一定要先鉴定，以免中毒。除了这些，还能说些什么呢?
度过了困难的6, 7, 8月份，到了深秋，抽田开荒种的庄稼陆续收获，生活慢慢的出现转机，职工主副食得到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补助。但是，有一部分职工特别是机关干部和直属单位职工，由于长时间粮食定量偏低，年底又出现了浮肿病，患病人数一度占这些单位职工总数的3.5%。对此会战指挥部直属机关党委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消灭浮肿病的决议》，主要措施是保证职工8小时睡眠，严控加班加点，办好大灶食堂，扩大营养灶就餐人员，给在家排除万难，坚持会战吃饭职工补助主副食品，浮肿病人一律停止工作充分休息等。采取这些措施后，到1962年上半年，基本上控制了浮肿病，原有的患者陆续康复，先后返回工作岗位。
由于全国自然灾害的影响，在60年代初期，不仅大庆会战在生活上遇到严重的困难。其他石油厂矿也都是这样。1961年1月份，周文龙在兰州召开了西北地区石油局厂长座谈会，主要抓职工生活问题。根据会上汇报的情况，玉门石油管理局、兰州炼油厂和敦煌运输公司三个单位，1960年底都出现了大批浮肿病人和肝炎患者，情况相当严重。周文龙同各局厂研究了大抓生活、开展农副业和打猎活动，加强浮肿病治疗、预防工作的措施。
当时，玉门石油管汪蝎粮食供应几近中断，存粮只能维持很短时间，职工面临断炊的境地。甘肃省同新疆自治区商定，可从南疆莎车调运800万斤粮食救急，运力由玉门自行解决。从莎车到铁路线公里。往返一趟得半个月。玉门局虽然抽出30部汽车，但远远不能够满足需要。周文龙与总后勤部联系，请求支援，借车运粮。总后勤部决定，就近支援100部车，为玉门抢运粮食解决了燃眉之急。
1961年8月，我在玉门考察了农副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情况。主持召开了西北几个石油厂矿农副业生产会议。为了弥补粮食定量的不足，我提出要实行‘.三硬一软、两头卡紧”的办法，保证职工起码的生活水平。所谓“三硬一软”，就是保证每个职工每天吃到三种硬菜(土豆、萝卜、南瓜)各半斤和一种软菜(大白菜等叶菜)半斤。所谓“两头卡紧”，是指硬菜每人每天一定要达到半斤，不能少;软菜半斤不能再多。以上各类菜每人每天共2斤，加人粮食，做成各样饭食。要按这个标准，来组织农副业牛产，筹集货源，保证供应。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西北各厂矿大多数都达到了这个标准.对克服副食困难、弥补粮食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从玉门返回北京路过兰州时，在兰州炼油厂了解到徐今强和其他一些领导都得了浮肿病，我没有说什么，就让徐今强和我同机回到北京，一面休息，一面调养。我对徐今强说，你们领导带头吃苦是好的，但一个一个病倒了，全厂队伍谁来带呢?后来。兰炼自己大抓生活，办起了农副业，渡过了难关。职工体质得到了恢复，生产得到了发展。
1962年初，大庆职工中的浮肿病已得到有效控制，其他一些厂矿患浮肿病的职工还不少。这年2月。我们在北京召开局厂领导干部会议，不少局厂领导就是拖着浮肿病的身子来参加会议的。记得有一天，我看见四川局副局长秦文彩上楼时，手扶楼梯，吃力地挪动双腿，缓慢地一步一步上台阶。一问，才知道他患了浮肿病，浑身无力，在他腿上一按一个深坑。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也是这样，连上楼梯的劲都没有。我和党组研究，这些局厂领导干部都是石油工业的骨干，是我们事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身体如果垮了，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一定要关心爱护.加强营养，解除他们的病痛。
我们决定，从部机关和一些局厂自产的主副食品中，调运一部分来改善会议伙食。会议期间，吃饭不限定量，天天有肉有鱼，豆制品充分供应，光粮食就多吃了1.4万多斤。这样，开了30多天会，由于伙食好。大家的体质得到恢复.体重都增加了。患浮肿病的电痊愈了。会后，他们回到单位，进一步大抓职工生活，大办农副业，对于患浮肿病的人，采取加强营养、积极治疗等措施，很快治好了浮肿病患者，控制了浮肿病的发展，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
这里还要说到一点，大庆会战头两年，不但物质生活艰苦，文化生活也很单调。职工除睡觉、吃饭外，其他时间主要是干工作，搞突击，很少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对此非常关心。
记得1961年7月，小平到1203队井场视察，见到这个队指导员徐锦荣，带领职工大干，深情地说，“但愿你们注意劳逸结合!”
1962年6月，周总理视察大庆时，问井队工人能不能看到电影?工人回答说，有时几个月看不到一次电影。总理对在场的黑龙江省领导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办，请省里解决。不久，省里专门分配给大庆一批电影放映机。从此，会战职工就可以常常看到电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