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钦典，河南省临汝（今汝州市）人，1932年8月出生，1956年2月至1970年初先后在三门峡工区民政科和三门峡市民政局负责移民工作，是当事人和见证者，对黄河三门峡库区的移民清库工作很熟悉，移民艰辛溢于言表，读来可谓是心酸不已，五味杂陈。
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复杂难治的河流，也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害河。黄河从古至今对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我们正常的生活乃至王朝兴替诸多方面关系极大。沿着黄河历史的轨迹看去，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痛苦、酸楚和灾难，黄河一直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心腹大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把黄河的治理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决心下大气力根治黄河。为了彻底消除水患，变害为利，1950年新中国开始对黄河进行考察，1952年10月，在视察黄河时就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后经中苏两国水利专家、技术人员和水利工作者的全面查勘、多方论证，提出了初步方案，195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决定在黄河三门峡河段(陕县史家滩至渑池仁村)入峡口兴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也是当时苏联援华建设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唯一的水利建设项目。要兴建大型水库，就必然要有一些范围的地域被划作库区，当时依据工程建设的需要，335米高程线以下被划为库区，库区居民必须予以妥善安置，库区地面必须清理，达到卫生安全标准，移民清库工作随之展开。大批居民必须离开故土，迁往异乡他处，也就是说需要大量移民。黄河三门峡库区的移民工作1956年春开始，1960年移民清库、迁移安置工作全面展开，至1965年底大规模的集中移民清库安置工作基本结束。
第一批志愿迁徙群众屈建忠、赵孟才、张西育是其中最早的先遣队员 移民清库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和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大事，涉及面广，部门繁多，事情很具体，工作十分复杂。1955年12月15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第13次会议通过“在黄河、洛河流域及其水利建设地区，1956年春耕前向甘肃、青海和黑龙江等外省移民垦荒”的决议。1956年1月11日，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又作出决定，黄河三门峡库区向甘肃省张掖专区敦煌县移棉农7000人(其中陕县3000人，灵宝县4000人)。为了尽快落实河南省人民委员会的决定精神，1956年2月，灵宝县、陕县都成立了移民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即移民办），负责移民工作，各有关乡、镇也都分别成立了由一至五人不等的专管移民安置工作的机构。同时，两县还分别组成了有移民办干部、群众代表等有关方面人员参加的移民安置地考察团，前往甘肃省张掖专区敦煌县考察。考察团先是听取了敦煌县委、县人民委员会的情况介绍，而后又分赴一些乡、村进行实地了解，走访了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详细情况。当时敦煌县只有4万多人，可耕地面积达25万多亩，地多人少，种不过来，急需一批外来移民。敦煌适宜种植春小麦、豆类作物特别是适宜棉花生长。灵宝、陕县是产棉区，因此，决定从灵宝、陕县迁移棉农到敦煌，既能帮助解决库区移民问题，又能帮助敦煌当地群众种植棉花，传授植棉技术，同时也支援了边疆的开发和建设。敦煌又盛产瓜果，是甘肃省最富饶的地方，有“塞外江南”之称，移民到敦煌后实现“一年安家，二年有余，三年致富”的目标，希望很大。考察团一行在敦煌10余天的考察后认为，敦煌当时的确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移民安置地区。考察团回来后就向县里作了详细汇报，并印发了宣传材料，向移民进行宣传。1956年2月中、下旬，灵宝和陕县分别召开了移民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等领导分别向大会作了动员报告，会上介绍了敦煌县的情况，提出了“移民光荣”、“一人搬，万人安，搬一户，救万户”、“开发西北、支援边疆”的口号。会后，移民办和乡、社干部以及骨干分子开展了深入广泛的进家入户的宣传活动。同时，敦煌县也派出了移民工作宣传团，来到灵宝县和陕县进行宣传，宣传移民敦煌的优越性和好处，解答群众的疑问，解除群众的顾虑，进一步做移民的动员和解释工作。当时，我们国家社会很安定，特别是经过反革命、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三大运动，人民群众中迸发出了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员那种不谋私利、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和在各种困难面前敢打敢拼、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群众，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党叫干的，群众什么也不说，就会立即行动，那真是一呼百应。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经过宣传动员和党员干部的带动，群众踊跃报名，寻亲访友，自愿组合，积极性很高。在那个讲出身成份的年代，地富反坏及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不准报名，害怕他们到边疆地区再搞破坏。经过对报名群众的审查筛选，灵宝、陕县最终实际迁往敦煌的群众达到7879人，超额完成了原分配7000人的移民任务。首批移民于1956年3月12日晚乘移民专列从陕县、灵宝启程，到甘肃张掖西的红柳园火车站下车后转乘汽车，总计经过七天七夜到达敦煌。移民群众在红柳园站下火车后，为避免把棉铃虫带过去，当地将移民所带的所有衣物用大笼进行了熏蒸，为此事移民们还与接待人员发生了争执，群众生怕把衣物蒸坏，特别是老年人带的寿衣，更是不愿让熏蒸，经过反复多次解释劝说，方同意熏蒸。移民群众到达后，受到敦煌当地党委、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及热情接待，很快给予了安置。同时，按照当时的规定要求，移民群众每500人需派一名国家干部同往，称为随迁干部，灵宝派出8名随迁干部，陕县也派有随迁干部，还有些群众到敦煌后也给予安排，参加了工作。特别是当时那里有文化的群众少，移民中很多人都有文化，因此，许多移民群众都在敦煌当上了教师，服务于教育行业，为敦煌的发展特别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6年端午节过后，河南省还组织了以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为团长的慰问团，到敦煌慰问和看望移民群众(当时河南的鲁山、杞县和睢县在敦煌都有移民)。慰问团有各级民政、移民办干部，各县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和群众代表等人组成。慰问活动结束后，各县移民办干部留下，一方面继续挨家挨户做移民的思想工作，安定情绪；一方面解决补偿问题，根据事先做好的摸底调查依据，根据家庭人员和财产状况逐户逐人进行补偿。移民办的干部们在敦煌又待了3个月左右，经过他们的工作，移民群众的思想情绪进一步得到了稳定，第一期移民工作暂告结束。
1956年8月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邀集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四省和内务部、水利部、农业部的代表召开会议，研究有关三门峡库区移民计划、移民经费、建立移民清库组织机构和各部门、各地区分工负责等问题，会议根据大坝设计正常高水位360米高程(后大坝实际修建高程为353米)，决定暂按335米高程线月，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再次召开三门峡库区移民会议，提出1961年上半年库水位将达335米高程，针对库区内居民的迁安，铁路、公路、电讯线路的改线和文物、航运、渔业、建筑设施的拆迁及卫生清理等工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工，且都确定了项目的负责单位，并责成有关部门尽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具体负责落实，1958年对全库区搬迁安置投资估算为2.22亿元。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三门峡工程，在三门峡召开了现场会议，进一步明确三门峡库区按335米高程移民。至此，三门峡水库移民总人数比原计划有所减少，各省对移民着重考虑在本省内就近安置解决。1959年8月17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又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讨论研究1960年汛期三门峡水库拦洪蓄水标准，初步决定按335米高程拦洪，要求移民工作务必于1960年汛期前完成。1959年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三门峡交际处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负责人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现场会议，再次研究三门峡水库1960年汛期拦洪蓄水高程。后经中央批准，三门峡水库近期最高拦洪水位定为333米高程，国务院确定1960年汛期前移民高程为335米，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当时的库区移民范围有淹没区和塌岸区两部分，淹没区是按高程划分的即335米高程以下为淹没区，塌岸区是按地面距离划分的即距离335米高程线米以内为塌岸区。淹没区和塌岸区以内的居民均必须迁出，地面所有设施、杂物等均必须清洗整理干净，铁路、公路和电线等必须改线，以便使水库蓄水后，库水不受任何污染。三门峡水库库区涉及河南省的陕县、灵宝和三门峡市两县一市；陕西省的潼关、华阴、华县、朝邑(后并入大荔县)和大荔五县；山西省的平陆、芮城和永济三县。其中陕西省的淹没面积最大，约占全库区总受淹面积的80％左右。
根据工程建设形势发展需要，从1955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三门峡大坝正式施工前的紧张准备工作，各地区、各部门根据相关要求，很快就行动起来了。1956年初，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制定下发了《三门峡水库库区清理工作初步设计阶段综合调查与规划设计任务书》。同时，各省都成立了移民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办事机构设在省民政厅。1956年4月，各省民政厅都举办了培训班，培训移民干部，培训结束后，立即对三门峡库区进行了摸底调查，从330米到360米高程，每升高5米为一个标准，逐个标准做认真调查统计，逐户、逐单位登计，包括人口、房屋、土地、树木、坟墓、水井、厂矿、机器设备、地面设施、道路等，详细登记造册，为移民清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结合本省真实的情况分别编制了各省的《三门峡水库库区清理工作初步规划设计报告书》。陕西省因淹没区涉及范围大，移民人口多，工作尤其复杂，该省人民委员会又特制定下发了《关于在三门峡库区陕西境内做全面技术经济综合调查工作的指示》。据此，1957年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又编制出了《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初步设计水库专辑》，对三门峡库区的移民工作也作了初步安排。1958年10月，黄河三门峡工程局邀集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的移民工作负责，在三门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了库区移民迁安工作的具体事项，确定库区移民的主要安置方针和安置方式，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工负责制。其移民安置方针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完成迁安任务。安置方式主要是远迁和近移，另就是自迁。远迁，即迁往甘肃敦煌和宁夏银川两地，以集体安置开垦大片荒地为主；近移，即沿移民高程线以上尽可能分散后靠安置在本县或邻近县境内，分散插社、插队落户；自迁即投亲靠友，库区居民向非移民区的亲朋好友处投靠安置。豫、陕、晋三省和迁安两地的各级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移民工作，各地、各级都成立了移民委员会及其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开展工作，在进行实地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各地的移民实施方案。经过动员宣传、说服教育、示范引导，组织群众到大坝施工现场参观、以事实教育大家，库区移民从干部到群众自上而下认识到移民工作是开发祖国边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黄河三门峡工程建设，确保黄河下游数千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大事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广大群众响应“迁一家，保千家”的号召，积极行动，使移民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各地大多数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移民清库任务。在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正式蓄水之前，由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主持，就三门峡库区的清理和卫生安全工作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库区范围内的各县主管移民清库工作的副县长和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确保库区的卫生安全工作作了详细部署。会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人员(包括部分医务人员)对库区进行了最后一次清理清查，对凡有可能造成污染的杂物、设施，凡有可能影响船只航行的树木、树根等物彻底予以清理，并用漂白粉等对全库区进行了全面消毒处理，最后由卫生防疫部门检查验收，直到全部达标合格为止，来保证了水库蓄水运用后的正常使用。
三门峡库区远迁安置的移民有河南省灵宝、陕县迁往甘肃敦煌的7，879人；陕西省也有32，380人集体迁往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甘肃省银川专区)的贺兰、宁朔、永宁、陶乐、惠农、平乐、中宁和中卫等8个县，同时，另有2013人自行迁往山西，投亲靠友。除上述少数移民远迁外，各省大部分移民采取就近后靠分散安置。库区内的河南省陕县、灵宝和三门峡市，先后搬迁了陕县、灵宝2座县城，阌乡、阌底和盘豆3个集镇，11个公社，58个大队，322个生产队，共106个村庄，18，327户，80，312人(含远迁甘肃的移民人数)，拆房窑86，540间(孔)，实际淹没耕地123，000多亩(其中水浇地3万多亩，旱地9万多亩)，淹没果园12，326亩，零星果树50，228株，零星用材林37，195株，淹没水井1，687眼，坟墓60，813座，库岸总长120公里。移民主要安置在沿黄河的14个乡，112个行政村，314个自然村。至1965年1月，共新建房(窑)27，999间(孔)，人均0．36间(孔)，建抽水站6处，水井182眼，水窖58个，蓄水池4个，安装自来水管22，398米，有27，383人的吃水难问题得到解决，移民共有耕地118，315亩(其中水地6，924亩，仅占5％)，人均1.47亩。耕地多数为旱地，且土质硗薄不肥沃，移民生活很难，比原迁出地生产和生活水平会降低。国家计划安排移民经费31，153，393．50元，实际支出24，565，897.66元，人均305.9元。库区内的陕西省潼关、华阴、华县、渭南、大荔、朝邑、临潼、合阳、高陵、蒲城和韩城等11县，先后搬迁潼关、朝邑2座县城，平民、夫水和三河口3个集镇，61个公社，292个村庄，移民40，066户，287，292人(含迁往宁夏及山西的移民人数，后陕西省实际移民高程为338.5米，比原定的335米高出3.5米，因此，实际移民比原计划增多)，拆房283，845间(孔)，淹没耕地956，979亩，果园3，476亩，国有林25，000亩，零星果树林儿9，153株，移植幼树390，834株，伐树760，565株，迁移邮电通讯线间，人均0.47间，打院墙32万多堵，安大门5，100多幅，打井(窑)1，000多眼，建抽水站45处，安抽水机41台，修机房99间，修桥涵173座，购水车204部、胶轮车621辆、架子车736辆，大中型农具5，785件，修小水库1座、水渠55条，买牲口10，180头(匹)，发放生产困难补助款800万元。移民主要安置在沿渭河和北洛河的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大荔、白水、合阳、澄城、富平、蒲城、韩城、高陵等13个县、164个公社、1，235个大队(共1，150个村庄)和西安国营草滩农场。国家支出移民经费120，280，000元，人均418.7元。库区内的山西省移民一般都在本县就近后靠安置，共计平陆、芮城、永济三县先后搬迁平陆、永济2座县城，国家重点文物古迹一处，永乐、晓理2个集镇，19个公社，213个村庄，移民9，442户、61，500人(其中投亲靠友分散安置8，915人)，拆淹房窑62，500间(孔)，淹没耕地131，668亩，经济林地1，577亩i国有林37，481亩，零星用材林386，631株，机电灌站23处，水井576眼，公路286千米，渡口15处，通讯线间(孔)，人均0.74间(孔)，此外平陆县城还建公房3，000多间，农村公房超建了1，614间，移民拥有耕地120，833亩，人均1.96亩。国家计划安排移民经费23，379，000元，实际支出22，750，000元，人均370元。全三门峡库区先后共淹没居民点611个，移民429，104人，拆淹房(窑)413，501间(孔)，搬迁新建陕县、灵宝、潼关、平陆和永济5座县城(朝邑县因撤消县制并入大荔县，故未再建新县城)，淹没集镇8个，淹没耕地1，211，316亩，果园、竹林等经济林地17，379亩，国有林地62，481亩，陇海铁路(三门峡至临潼)及南同蒲铁路共迁移改线公里，拆迁灵宝、潼关、华阴、风陵渡、阌乡、破胡等处火车站6个，三门峡至渭南、平陆至风陵渡、渭南至大荔、潼关至风陵渡等处的公路干线公里，邮电通讯线公里，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元代永乐宫，也被迫于1960年6月底由芮城县永乐镇全部迁往他处重新修复，国家历年共安排移民经费1.74812393亿元，实际支出经费1.67595897亿元，占三门峡水库原建工程投资总额7.6亿元的22％。修建三门峡水库，国家、集体和个人虽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解除了一直威胁着豫、鲁、冀、苏和皖等省25万平方公里上的8，000余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黄河之患，因此说修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仍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人类治黄历史上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门峡水库的建成，结束了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害河的惨痛历史，给下游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从此，改写了黄河的历史，为黄河的治理运用谱写出了绚丽的华章。然而三门峡库区的人们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不仅承担了水库淹没的巨大损失，同时又承担着随之而来的生产生活困难、颠沛流离，“一次搬家三年穷，十年也难把身翻”的苦难和水库蓄水后库岸不断坍塌、水位不断侵蚀的危害。因此，在充分肯定修建三门峡水库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提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和不利影响。移民群众本应得到相应的各种补偿，以便使他们在搬迁后能尽快赶上安置前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水平，且能使之与安置区当地经济社会同步向前发展，但由于移民搬迁时正处在“”年代，是盛行刮“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的特殊历史时期，致使水库移民这一重大复杂的历史课题，没有正真获得及时稳妥和圆满的解决，留下了许多至今都难以完全完全解决的问题。如对于移民的补偿问题，最初编制移民规划时，对各省远、近搬迁的移民，规定的补偿标准是迁往省外的每人790元，省内就近迁移的每人610元，农村和城镇移民费用相等，费用包含房屋补偿、生产补助、迁移费、公共设施和其他等5项，主要考虑人口和房屋，多数项目以人头计算。后经过“”运动，补偿标准和具体实施都比规划时减少了一半左右。1958年6月，河南省移民委员会在《关于三门峡水库河南境内移民调查规划报告》中提出：“依照国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移民费用必须在原来每人600元的指标上大力下降，保证每人在350元以下(争取200元左右)，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三门峡水库河南境内的移民任务”。对1956年规划中测定的省内安置移民补偿标准大幅度的降低，省内安置为每人320元。最终实施的人均补偿额更低，到了1959年时，省内安置的每人仅290元。尤其更甚的是为节约开支，刚开始动员移民的时候，曾有一度时间即1957年让移民内迁(就近安置)的时候，根本就不提补偿问题，只讲限期搬迁。各县抽调了一批农村干部、民兵队长等社会力量，配合移民办专职干部进村入户动员群众采取投亲靠友办法迁移，库区群众看着当时施工并未完全占用自己的耕地，也没蓄水淹没自己的耕地，因此，不愿搬走，只是到附近打窑洞或搭棚屋暂时住下，照样回原居住地种地，逼得紧了，就白天搬走，晚上又回来，特别是搬迁没有一点补偿，群众实在接受不了，就想尽各种办法软磨硬抗、应付搬迁。当时移民干部做不通工作，就逐级向上反映，河南省民政厅和洛阳地区民政局移民办遂分别派出工作组进驻三门峡库区，开展工作，工作组经过两个多月努力工作，仍无多大起色，只有党团员、村组干部们等少数人搬迁了，多数人仍未真正搬迁。在继续工作没有多大进展的情况下，工作组又撤走了，移民工作顿时陷入了僵局。同期，陕西、山西两省的移民工作情况与河南省的情况差不多，大多数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三门峡市移民办多次向省里反映，毫无结果，无奈之下，我就直接跑到北京向水利部反映情况，水利部移民局的接待了我，但他们表示无能为力，没法解决，说需要国务院做出决定方能解决。我说水利部若无法解决，我要求直接见周恩来总理，没有个准确答复，工作没法开展，我就不回三门峡。于是，水利部领导这才出面接见了我，我详细汇报了三门峡库区的移民情况。这时，陕西、山西两省也都向水利部反映了此类情况，看来不解决赔偿问题不行，这才引起了水利部领导的格外的重视。移民工作无法开展，三门峡水库工程也就无法继续建设。于是，水利部领导便向国务院副总理兼黄河规划委员会主任邓子恢及李富春副总理等作了情况汇报，最后又向周恩来总理也进行了工作汇报。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同意给予移民一定补偿，并要求河南、陕西、山西三省人委立即向国务院写出专项报告，至此，三门峡库区移民的补偿问题才最终得以解决。之后，移民款才陆续下拔，采取集中使用经费、集体建房的办法，建起了一批移民新村(均为平房，统一规划，分排修建，群众称之为“排排房”)，经过做工作，群众这才逐步搬出了库区。按当时的标准确定每个移民补偿为400元，这这中间还包括各级移民干部的工资、办公等费用，建房款由移民办统一管理，与村组集体算帐，并不直接发给群众，所以内迁的群众当时并未见到钱。移民群众的补偿实际上只是平均每人不到一间(0．6间)的小平房，实在是太可怜了。区区0．6间小平房，不足挂齿，当时就把移民群众打发了! 三门峡库区所包括的范围绝大多数都是黄河中游的富饶地带，气候适宜，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群众的经济收入较高，生活比较富裕，而新安置区大多数地方自然条件差，土地硗薄，干旱少雨，粮食产量低，农业主产不发达，农民的经济收入偏低，生活很难，二者相比，很能激起移民群众的思乡之情；并且当时对移民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认识不足(如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的11个专家组中就没有关于水库淹没、经济和移民方面的专家)，组织管理不善，赔偿标准偏低，没有安排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移民到新地方又大多不服水土，风俗习惯也不同，深感生活不方便；再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和穷家难舍的传统思想影响，很快移民便要求返库定居。由于诸多原因，结果导致从1956年开始移民就出现边迁边返现象，且由自发的、分散的、小规模的少数人返库，慢慢地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中的、大规模的群众性返库，次数和人数也逐年递增，这给国家、集体和返库移民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并渐渐演变成为一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同一时期，各级移民组织也做了大量工作，动员移民回到安置区。起初，由移民办干部到返籍的移民家中做工作，但返籍的移民多数采取逃避躲藏办法避而不见，后来发动农村党团员、村组干部和民兵队长及积极分子举报揭发提供线索，然后将他们找出来集中在三门峡市大安乡的马家河底和会兴镇的会兴沟办培训班，有专人看管，不允许离开，直到同意回到安置地再将他们集中乘车送回敦煌，敦煌也派出专人到原籍协助动员移民再返敦煌，仅三门峡市返籍的移民在1957年春季、秋季就往敦煌遣送了两批，灵宝、陕县对待返籍的移民也都如此办理。陕西省远迁银川的移民群众多，办培训班遣送都送不及，结果是把移民干部搞得心力交瘁，仍不能处理问题。特别是到了1960年的“困难时期”开始后，粮食严重不足，群众整日在饥饿线上挣扎，移民们便大量返回原籍投亲靠友，寻求接济，以期盼度过难关，于是，遂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移民大逃亡，敦煌县1960一1961年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2.5万多人。后来回到灵宝的移民伤心感慨地说：“万贯家产都撂净，敦煌看了个千佛洞；万贯家产都撂完，敦煌转了个月牙泉”。移民们不禁又想起了河西走廊一带的古老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感到古老民谣在自己身上应验了，情绪极度沮丧，此时，他们也的确到了一贫如洗的境地，仿佛真正到了“鬼门关”似的，对前景深感渺茫，不抱任何希望了，任凭风吹雨打，听从命运摆布算了。
几经周折，多次折腾之后，移民群众回到安置区的没有返回原籍的多，各地区、各部门做工作仍阻止不了移民返库定居。河南省迁往甘肃敦煌的移民7879人，至1965年已有7500人返回原籍安置。陕西省迁往宁夏银川的移民，经宁、陕两省、区协商，并报请国务院批准，也于1962年全部返回陕西省境内重新安置。1964年12月，北京治黄会议决定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敝开排沙”，水库运用方式改变后，陕西省库区内大片土地能重新利用，于是国家在库区内办农场，机关、部队、学校、厂矿和库边的生产大队、小队也纷纷进入库区种地、办农场，移民群众看到库区久未蓄水，种地有望，便又开始返库种地，在库区抢种土地，砍伐树木，搭建庵棚。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又出面动员他们回到安置区，如此反复迁返，一些移民居无定所，致使有的小孩和丧失劳动能力者，流落街市，病饿而死。移民怨愤地说：“迁来迁去是家破人亡，一贫如洗，到处流浪”。“迁移后是人无粮，马无草，吃无水，住无房，用无钱”。尤其是住房困难，出现数户同居，几代同室，公媳同房，轮锅造饭。移民说住新房是四死：“热死、冻死、憋死、气死”(简易房夏天热、冬天冷,人多事多，影响相互关系，生活秩序混乱)。本文整理者在陕西省渭南市调访时，一位老移民干部曾十分伤感地说：“三门峡库区，一部移民史，简直就是一部痛苦史，一部血泪史”。这话听起来不好听，但也不无道理，道出了移民的艰辛历程和悲惨处境。移民吃、住、用、行等方面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他们不断，向各级政府反映自己的困难，为此，各级刚撤销的一些移民机构被迫又重新恢复办公。1962年8月，河南省洛阳地区三门峡库区移民委员会成立，处理塌岸区产生的新移民、敦煌返籍移民及库区其他诸多遗留问题，经过两年多的善后处理，河南境内的三门峡库区移民遗留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同一时期，陕西、山西两省三门峡库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集中处理了库区移民的诸多问题，使移民形势初步得以稳定。但是陕西省库区移民情况特殊，陕西省移民最多，问题自然也最突出、最难办，移民群众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生产问题奔走呼吁，想回到原籍，耕种原来属于自身个人、现被各级农场耕种的土地，几经奔走，仍无结果。后经数年努力，直到1985年5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才又联合下发了《关于陕西省三门峡库区移民安置问题的会议纪要》。决定从库区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使用的50多万亩土地中划出30多万亩土地，安置生产、生活困难，几经迁返的15万移民群众返库定居。此外，河南、山两两省也各有零星返库移民1万多人，只要在原迁出地条件许可，一般都在原迁出地就近安置，并放宽政策，对于各地已返回到库区的移民，一般不再遣返，采取库外高处定居，库内低处种地的办法，就近安置在335米高程线以上的地段。这样，几经反复折腾，三门峡库区的移民形势方最终趋于稳定。
1965年以后，除陕西省库区情况特殊外，三门峡库区虽然还有新移民，但主要是在沿黄河塌岸严重地带，将少数居民迁往安全地带，没有再开展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至1982年先后又新移民77，590人，加上1965年前移民人数，总计三门峡库区移民达506，694人。总之，移民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加之诸多主客观因素所致，一时难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解决所有问题，留下了诸多后患乃至永远难以完全完全解决的问题。时至今日，三门峡库区移民仍存在人畜吃水困难，生产条件差，交通道路出行不便，就业就学就医困难，生活水平偏低和住房紧张等遗留问题，且随着历年黄河水情的一直在变化，不时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令人欣慰的是党和国家已逐渐重视移民的生活和生产问题，2006年5月又下发了国发[2006]17号文《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截止2006年6月30日前，对纳入扶持范围的农村移民按照中央统一规定，每人每年补助600元，扶持期限为20年；城镇移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扶持，加强完善了补救措施，大大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移民环境和氛围。我们始终相信在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下，在移民群众的支持下，一定能早日妥善解决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并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随时遇到的新问题，移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也一定能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步不断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认真总结黄河三门峡库区移民工作的成败得失，更有助于进一步搞好全国的移民安置工作。
作者简介：石耘，河南省嵩县人，1964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先在三门峡市委党史办工作，后调入三门峡市政协，曾在市政协多个岗位上履职，现任三门峡市政协文化和文史委主任。热爱历史和三门峡地方文化文史，喜欢写作，曾先后在人民政协报、纵横、文史精华、秘书工作、文汇报、文摘报、纪检监察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河南日报、作家文摘、党史月刊、三门峡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刊登各类文章100余篇，是三门峡市百名优秀社科专家之一。
我们樊家祖坟就在水库下，本镇搬迁安置。也我爸还小，借了村里的窑洞过渡，那时候人都很善良。我们家现在还领移民补助
我是陕州老城人，60年迁到交口乡。我的邻居有迁敦煌的，也有迁向阳的。当时也有干部上门作工作，老人坚持不了就搬走了，坚持到最后的人迁向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