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冬至1961年春，是大庆石油会战最艰苦的岁月，我们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当然，那是一种苦熬苦撑，尽管想尽了一切办法，也能说是千方百计了，但还是填不饱职工的肚皮。生活物资的缺乏，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生产，增加粮食、蔬菜来解决。在一次干部会上，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苦熬好，还是苦干好?我说，如果只是苦熬日子，等待风调雨顺，全国农业丰收了，再来改善生活，把嘴挂在国家和地方身上，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办法，只能长期吃苦受累。应该看到，即使全国丰收了，一两年也缓不过来，也不可能让你敞开肚皮吃饭。与其苦熬，不如苦干，自己动手.生产农副业产品，这才是积极的办法。到1961年，参加会战的职工已逾5万。还来了约2万名家属。我们大家都认为，油田这么大，这么好，国家又迫切地需要石油，一是不上不行;二是职工非继续增加不行;三是生活非解决不行;四是想逃避或绕过困难也不行。只有面对现实，依靠苦干，克服困难，改善生活这一条路可走。
要苦干，就要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大搞农副业生产。1960年，在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组决定全国石油企业和事业单位，凡是有条件的，都要搞农副业生产，自产一部分粮食、副食，改善生活，减轻国家的负担。1961年初，党组决定，把大搞农副生产作为一件大事，列入各局厂领导的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下决心、下功夫抓好。搞好农副业生产，可以弥补粮食定量、副食供应不足，解决家属口粮问题，改善职工生活，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自力更生的能力。这对于稳定和巩固职工队伍，完成生产建设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起着保证的作用。我们要求各局厂两个生产一起抓，既抓石油生产，又抓农副业生产。而抓好农副业生产，又是搞好石油生产的重要保证。1961年1月底，在召开石油工业局厂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工业生产任务的同时，专门召开了一个大型的农副业生产会议，安排当年的农副业生产任务，强调要早下手，不失时机地把农副业的各项准备工作搞好。
在党组成员中，李人俊分管农副业。他经常到厂矿调查研究组织制订规划，筹措解决种子、化肥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及时指导帮助，费了很多心血。部党组经常通过电话或召开会议，检查工作进度，总结交流经验，推动农副业生产部里还重点抓了大庆、玉门、敦煌、兰炼、四川五个石油局厂的农副业基地，我和康世恩直接抓了大庆的农副业生产。
在大庆油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是有地可种。萨尔图地区是片大草原，黑土层比较厚，土地肥沃，有荒地可垦。二是能集中运用企业的突击力量，机关、二线、轮休单位都能参加。三是能运用企业的技术优势，自己能制造农具和排水灌溉设备。四是能源有保证。五是有运输工具。六是我们的工人和转业官兵大都是农民出身，都种过地，有良好的基础。
1960年会战展开以后，有一部分机关干部、基层单位开始在住地和井场附近，开了一些小块地。种了一点粮豆、蔬菜。当年开荒排除万难.坚持会战，种地总面积近6000亩，生产粮食20.6万斤，生产蔬菜131万斤。
1961年，各单位在油田区域内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荒种地，建立农副业基地，共开荒播种2万多亩。对于农副业的管理体制，我们研究确定了3种形式:一是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组建相应的专业队伍.集中领导，统一规划，分级经营，独立核算，统一分配，等价交换。二是机关的科室、厂矿井队的班组，可根据条件就近开荒种地，集体经营，收获归集体分配。在食堂就餐的可交伙食单位调剂生活，不在食堂吃饭的可分回家。三是职工家属可在“干打垒”房子前后，自行种植，谁种谁收，不准平调。
当时种地，除有荒地外，一无种子，二无农具，三无肥料。针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决定在化冻前。抓好几项工作:一是抓好开荒的规划，选择土质好的土地，迅速分配落实，并将井边、管沟边、站边及房前房后的空地种植计划，落实到户到人;二是大搞积肥活动，在春耕前要求每人完成1001)斤肥料的任务;三是派人去地方政府和农垦局联系解决种子问题，并进行选种试种;四是制造小农具，做到每人有1件小农具;五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抓农副业的负责干部，努力学习农副业生产知识，虚心向当地老农请教，以便因地因时制宜安排种植计划，做到不违农时。灾害和饥饿使人觉醒，也逼得人们奋发进取。大搞农副业的决定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和拥护，并迅速落实。有的领导干部在搞油田生产的时候。看见路旁有堆粪，就捡起来，放进专门的袋子里。许多职工不怕苦、不怕脏，主动要求去积肥，一个春天积肥1.3万多吨。白制农具也搞得很快，两个月内，土洋结合，自制了各种小型农具1.4万多件。
到了4月份，大地开始化冻，许多职工就去开荒。大多数是从岗位上抽出来打突击的。那一阵子，草原上热闹得很，很像当年的南泥湾，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那股艰苦奋斗的劲头差不多。开始没多少犁，更没有拖拉机，大家挥动着锄头、五齿耙、铁锹、十字镐之类的工具进行开荒。有的单位从当地老乡那里借来了犁，但没有马和牛，就用人拉犁。在东油库油建的生活基地.我和大家一起拉了一阵犁，许多领导干部也参加了，大家干起来，情绪很高。我对大家说:守着这么好的地，要是种不出粮食，还挨饿，那他准是个懒汉、二流子。建筑四大队8个人拉一张犁，一天翻了10亩地。
大家都累散了骨头架子，第二天天一亮又起来干。开了荒，马上就开始播种。种什么?怎么种?我们强调，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为避免浮肿病，增强职工体质，我们除种玉米、土豆外，还种了两万亩大豆。大家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亩大概能收大豆120斤，两万亩总共能收到200多万斤。
留下50万斤当种子，还有I50万斤可以吃。100斤豆子可以榨6斤豆油，榨了油之后还可以做豆腐，I斤豆子大约能出4斤豆腐。这样，一人一年可以吃到50斤豆腐、1.5斤豆油，对增强职工体质将起很大作用。
视察大庆时，十分关心农副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作了很多指示，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61年8月，日.视察大庆时。察看了采油队和钻井队后，谆谆告诫我们说:“工作和生活条件越艰苦，越要搞好职工生活，越要注意劳逸结合。在暂时困难时期，一定要关心职工和家属的生活福利。”并反复询问这里的工人生活好不好?粮食副食供应怎么样?食堂办得好不好?商业和服务行业能不能跟得上?开荒种地有没有拖拉机?家属来矿的有多少?关于大庆的发展远景，他极为关切地说:“大庆这一个地区最近几年要增加到几十万人，怎么建设?要很好地规划。”再三叮嘱我们:“要在工业发展的时候，就把农业组织起来，关心职工的生活。这样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了，事情就好办了。”同年7月23日，小平视察大庆时，就职工生活和矿区规划，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小平看到沿井排种的庄稼时说:“这一个地区靠着铁路，有火车站，草原很平，汽车到处可以跑，土地肥，到处能种地。这一个地区太好了!青海、玉门、新疆没这个条件，四川也没有。”他对康世恩说:“你们要好好种地，成立专业队，实行单独核算。开头两年要补贴点，以后就要自给自足。农副业队生产的东西，也要实行等价交换。专业队是集体所有制，不要和企业棍在一起。你们要争取做到蔬菜、副食品自给。”小平看到油建指挥部养的猪以后.很高兴。说:“这里养猪的条件也很好，要好好养猪。你们也办个牧场，养点乳牛、菜牛，养点羊，井边要栽些树”
陪同小平视察的省委领导当场说，我们负责解决树苗。不久，省里就送来了树苗，在大庆油田种下了第一批树，开始了绿化工作。同年10月28日，欧阳钦、李剑白到大庆视察，在谈到农副业生产时，欧阳钦说:“当然，油田不靠地方不行，吃的、住的、穿的，都得靠地方。但是，油田要搞农副业生产，组织职工搞‘干打垒’，种地养牲畜。将来石油工人采油，家属种地，男搞油，女种地。要千方百计逐步做到粮、菜自给，这样，就不当穷光蛋了。”
1961年，我们在油田勘探开发建设上大干了一年，在大地的泥巴里也滚了一年。开了荒，战胜了春旱，播种了玉米、大豆和土豆等作物。夏天又战胜了内涝和虫灾。在抗早和灭虫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得上，每天业余干两个小时之后。经过艰苦奋战.从水涝虫害中抢救出大田作物3000余亩。一挂锄，就组织大家采野菜，搞青饲料，沤绿肥，打羊草、搂草籽。还养了几千头猪、一千多只羊、几百头牛。劳动紧张而有秩序，真是一天也没闲着。到了秋天。又狠抓了颗粒归仓。收割完，又组织大家去捡了一遍，硬是叫血汗换来的粮食不丢不落。这一年，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304万斤，蔬菜总产量达到1316万斤。出现了许多高产地，如玉米亩产530斤，大豆亩产430斤，土豆亩产8930斤，大萝卜亩产6902斤，胡萝卜亩产8500斤。有的单位收获的大土豆重的一个近1.5斤，大白菜一棵超过10斤，大侨瓜二三十斤一个，大萝卜一个重8.5斤，还有大包米棒子、大甜菜疙瘩等。这一些产品，都拿到农副产品展览会上进行了展览。此外，还产了十几万斤肉，捕了24万斤鱼。整个油田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这一年，我们把收获的粮食、蔬菜、肉食等给职工按政策兑现。自产粮食、副食，除了留种以外。本着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的原则，安排吃到下年5、6月份。具体分配方案:一是除各人原有标准定量外，补助部分粮食。我们还专门拿出一部分粮食，对科学技术人员和在基层同工人一样劳动的干部进行了特殊补助。二是经常吃到豆腐或其他豆制品。三是每人每月几两肉。四是每人每天吃到2钱至3钱豆油。这样，就保证了1961年冬天，在同样严寒的天气特征情况下，同样进行艰苦的野外作业和连续作战，而在一线职工中没再次出现浮肿病，体质明显恢复或增强。
1961年10月17日，石油部召开全国石油厂矿农副业生产电话会议，李人俊通报了全国石油厂矿当年农业生产成果:收获粮食I000万斤，蔬菜1亿斤，平均每个职工有粮45斤、菜500斤。会上安排了1962年农副业生产计划。
1962年6月，我在大庆调查了职工生活情况，同会战工委、会战指挥部领导一起分析了职工队伍状况，研究了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稳定职工队伍的措施。回到北京以后，我向李富春作了汇报。我说，大庆会战当前的形势，可以用四句话概括。这就是:前方的仗打得非常好，后方不太稳固，职工的觉悟是头等的，隐藏的问题是严重的。前方的仗打得非常好、职工的觉悟是头等的，主要是说，广大职工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会战。油田勘探、开发、建设进展顺利，各项生产工作任务完成得很好，保持了拼搏奋进的好势头。后方不太稳固、隐藏的问题是严重的，主要是说，职工生活很难，特别是职工家属问题很多。突出表现在:有一大批计划精简回乡的职工家属不愿离开油田，有的回乡以后，又返回油田;一部分两地分居、家住灾区的职工家属，纷纷要求来油田，有的未经批准就来了;还有一批老工人。因为家属在农村特别是在灾区，口粮短缺，生活困难，想回乡养家糊口;不少职工家属在油田落不下户口，成了黑户，口粮没有供应，一家两三口人甚至三五口人吃职工一个人的定量，有的靠变卖东西买粮维持生活。这样一些问题越来越突出，对职工队伍冲击很大，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拖会战的后腿。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发动群众，自己动手，进一步大办农副业生产，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富春问:‘粮食从哪里来?”我说:“自己种地。除油田范围内已耕种的土地外，今年要办个10万亩地的大农场”。他又问:“协农副业的资金怎么办?”我说:“开始一段时间，企业要补贴一部分钱，主要从福利基金开支，以后逐步做到自负盈亏。”富春听了汇报后，表示很满意。他说:“你们这个方针是积极的，完全赞成你们这个方针，完全支持你们这个方针。要搞工农业并举，搞油田园林化。家属来油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来。”他还要求我们就农副业生产问题写个报告，介绍经验。要把困难摆够，讲清如何自己动手搞农副业的。7月1日，在电话会议上，我向大庆传达了富春的指示。
7月6日，按照李富春、谭震林两位副总理的安排，李人俊在工交口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汇报了大庆农副业生产情况。讲了企业办农副业的意义、作用、主要措施办法和这两年取得的成果、今后的规划等问题。汇报时，谭副总理作了指示，他说:“听了李人俊的报告，机关、企业办农业，这一条能确定，当然是在有耕地的条件下来搞。人员在定员定额以内，不是搞专业队伍，当然也要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苦干还要加巧干。巧干，要研究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可以搞高产。苦干只能干一定的时间，像大庆目前这样的，1年、2年、3年是可以的，长此以往不行。要逐步搞机械化，就是家属种地，也要搞机械化。”“机关、企业办农副业，究竟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我认为是永久性的，点搞起来，家属可以搬到那里去。准备十年八年把家底建立起来，不要一股风，搞乱了又要挨骂。机关、企业办农业的规模是扩大还是缩小?我着还是要逐渐扩大，有条件的要搞”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对我们是个很大的支持，增强了我们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克服困难、坚持会战的决心和信心
1962年，在总结1961年搞农副业生产的基础上，从大庆近期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党组决定逐步扩大农副业生产规模，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件是建立大型农业基地。早在1960年6月，党组就决定要在松辽建立1个大型农场。1961年黑龙江省决定在北安地区划拨10万亩荒地，由石油部建立农场。年底，我们派部办公厅副主任董尧卿带领几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先遣组，到北安地区进行踏勘，考察了水土资源状况、周围地理条件，提出了办场初步方案。
1962年1月，党组听取了先遣组的汇报，决定:北安农场归大庆建制，由大庆组织精干班子负责管理，分期建设;以少量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机械化耕作为主，农忙时组织职工突击为辅。我向农垦部长王震求援，要求支援我们一些农机设备。王震满口答应，一次就调拨了20台拖拉机。当年，就用这批拖拉机在北安开垦了几万亩荒地。第二件是加强农副业生产管理。除井场、住房和机关附近分散的小块土地，由小集体或个人耕种，谁种谁收外，会战指挥部下属的二级单位，在耕地相对集中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农副业基地，尽量采用机械化、半机械化耕作，除少数专业技术人员外，农忙季节组织职工轮流参加劳动。各个农副业基地都实行独立核算，企业给予适当补贴，产品统一分配，满足本单位需要。第三件是发动群众，讨论发展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的规划和具体措施。
1962年3月16日至20口，会战工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十二句话”和“四个为主”的农业方针政策，即:搞好农业，克服困难;统一规划，五定包产;集体经营，分级管理;班组耕作，评比竞赛;统一分配，超产有奖;改善生活，促进生产。以精耕细作为主，高产为主，黄豆为主，以我为主。在职工群众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全战区1962年发展农副业生产的规划和具体政策。确定全年的计划目标是:播种5万亩，产粮1001〕万斤，产菜1800万斤;扣除种子，职工人均粮食15。斤，除补助定量外，人均留机动粮50斤，蔬菜争取自给;增加自产肉、油、豆制品供应量。为了搞好职工生活.还决定在战区和有条件的单位，建立农副业班子，伙食班子，作坊班子，捕鱼班子，生活服务班子，劳保用品班子，粮食蔬菜班子，商业服务班子。
经过1962年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原定的规划目标。从这年秋天到1963年上半年，职工粮食定量按规定得到补助，并留了较多的机动粮、储备粮，蔬菜基本上自给，每人每月可吃到一定的自产猪肉、豆油和豆制品。1963年，大庆农副业生产规模继续扩大，累计开荒11.5万大亩，相当于关内17万多亩，当年播种10万多亩，产粮2700万斤。职工平均可补助自产粮160斤，除定量外每人每月可吃到补助粮5斤，油5两，肉5两，豆腐6斤。北安农场和各单位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半机械化，井且实现了自负盈亏，没发生亏损，有的单位还略有盈余。这样，在没有增加国家负担的情况下，度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克服了生活上道道难关，职工体质得到恢复和增强，会战队伍保持稳定，对保证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战期间，到大庆视察，我们用自产的农副产品招待，他们很满意。听说大庆还有自产储备粮，都特别高兴。记得1962年6月21日。周总理在大庆视察时，我们在萨尔图二号院的会战总部，请他吃自产的高粱米饭、猪肉、蔬菜和豆腐，喝自酿的白酒(后来人称“萨尔图茅台”)。他吃得很香，喝得很痛快。1966年5月，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参观大庆时.要求大庆用自产的食品招待贵宾。他们午饭吃的是高粱米芸豆干饭和包米植子稀饭，以及白菜豆腐大盆菜。总理对谢胡说:“他们前几年就是吃这个饭，还没这个好。”谢很高兴，说:‘.吃的是自力更生饭。”总理吃完第一碗高粱米饭，说:“我最爱吃你们这种高粱米饭，再给来一碗!”总理吃得这样高兴，是对我们搞农副业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周总理1962年6月在大庆视察时，在让湖路地区看到了两栋“干打垒”房子，康世恩汇报说:“这是粮库，存了100多万斤粮食。”
总理说:“重灾之年，你们还有这么多存粮，不容易。”接着，风趣地说:“晦呀!我这个总理也没这么多粮食可调。你把这个粮食借给我吧!”我当即回答:“总理，你何时下命令，我们就何时送去。”总理神态严肃地说:“这些粮食都是职工用血汗换来的，我再穷，也不能揩你们的油。”大庆生产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大豆。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豆是补充营养、治疗浮肿病的“宝贝”。根据总理指示，我们曾同鞍钢“互通有无”，鞍钢支援大庆紧缺、急需的钢材，大庆给鞍钢送去了大豆和原油。大庆还用大豆支援了石油科研、设计院所和许多石油厂矿。
